的合理配置,现代社会为何需要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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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逐利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往往具有双重性,有生产性的,也有非生产性的。为了将有限的企业家资源配置到生产性领域,这就有赖于合理的游戏规则;进而,企业家精神的释放以及潜在的个人创新精神转化为现实的集体创新能力,则有赖于较为健全的基础设施和集体组织。显然,这些都有赖于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为政府和企业家才能之间不是替代或冲突性的而是互补共进的。最后,尽管有为政府引领企业家行为和企业家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积极功能,但有为政府的作用根本上要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进而,就要致力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契合,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共进互补,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政策目标。

  

  

   内容摘要:无论从理论意识还是经验意识看,是否需要产业政策都是个伪问题。在理论必要性上,信息不完全性、负外部性效应、技术进步的正外部性和规模经济存在以及次优和第三优理论和生产力理论都为产业政策提供了基础。在现实可行性上,张维迎认定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理由也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这包括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激励机制的扭曲性、政府官员比企业家的更迟钝以及计划经济的前车之鉴等。此外,张维迎在批判林毅夫逻辑缺陷时所使用的论证逻辑也存在严重逻辑问题,这包括经济增长奇迹真正发生在英美而非中国、利用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之间存在矛盾、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之间存在冲突以及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关系扭曲等。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张维迎机械地盲从奥地利学派的思维和主张,而没有深入甄别奥地利学派思想的精髓,也没有认真审视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内在缺陷。

一、引言

  

  

   一、前言

   斯密将国民财富的增长归功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则主要源于社会分工的深化,而社会分工的深化又源于市场交易半径的拓展;杨格则进一步强调,社会分工的深化又促进了社会生产迂回度的延伸,促进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进而又促进市场交易半径的拓展。这样,就形成一个市场交易拓展——社会分工深化——市场交易拓展的良性循环。那么,这个良性循环如何转动起来的呢?奥地利学派认为,最核心的驱动力就是企业家。事实上,熊彼特100多年前就指出,正是企业家带来的技术创新打破了静态的经济活动,不仅创造出了市场,而且促进市场交易和分工半径的拓展;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则进一步拓展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将之从创新拓展到套利,进而将所有的市场上的逐利活动都视为企业家行为。例如,张维迎就强调,市场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两大基本功能:一是资源配置,这源自企业家的套利活动;二是技术进步,这源自企业家的创新活动。1由此,张维迎得出论断: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2

  

   既然如此,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呢?一般地,这至少有两点考虑:一方面,正是由于企业家精神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唤起和发挥这种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企业家行为对财富创造和经济发展往往有不同的影响,因而就需要合理地配置这些稀缺的企业家资源。很大程度上,只有很好地实现上述两点,才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因而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3进而,这又需要考虑这样两个问题:(1)逐利企业家是如何从财富转移或破坏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呢?这就涉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异质性以及由此派生的权利不平等。(2)发展中国家又如何引导企业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呢?根本上在于完善游戏规则以使得企业家从生产性创新中获得的收益要大于从非生产性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主要致力探寻政府在有效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引领企业家行为中的积极作用,并由此探索有效制度安排的构建以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问题。

   当前媒体界和经济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就是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爆发的产业政策之争。张维迎彻底否定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其理由是,产业政策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以任何特殊的政策都不仅会滋生寻租土壤,而且会扼杀企业家精神,而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在自由市场中的经济试验,从而推崇“有限政府”乃至“最小政府”。林毅夫则主张积极的产业政策,其理由是,任何经济的超常发展都依赖特定的产业政策,其中“有为政府”必不可缺;而产业政策的失败则主要在于基于赶超目的而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以致相关企业在开放竞争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笔者的历来主张则是:产业政策是现代社会缓和市场失灵以及发展经济跨越式增长的重要措施,但不同的产业政策对社会发展确实可能带来截然相反的后果。根本上,要还是不要产业政策本身只是一个伪问题,尽管这本身也涉及到对产业政策内涵和范围的理解;相反,现实实践中需要关注的真正问题是,何种产业政策才是有效的?

  

  

二、欠发达国家如何引领企业家精神

   一般地,要真正理解产业政策以及时下之争,我们需要注意两点:(1)不能简单地以孤立案例来给出一般性断言,也不能以特定的形式逻辑来获得普遍性结论,而要致力于各种经验事实的萃取和综合,要致力于推理逻辑的思辨;(2)不能局限于狭隘的产业政策范畴来谈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能简单地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存在来相互否定,而是要揭示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运行特性,要通过剖析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内在原因来界定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强度和边界。在这些方面,笔者在长期的理论思索中都曾撰下百万字的系统专著。不过,为了使论题集中,这里不再对基础性理论问题作过多的解释,而集中于张维迎与林毅夫之争中表露出来的一些观点作深层的逻辑剖析。这里集中阐述“为何需要产业政策”这一议题,从而偏重于对否定产业政策的张维迎所持有主要观点和理由进行审视;至于“需要何种产业政策”这一议题则留待后面的文章,这将偏重于对林毅夫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产业政策进行审视。

  

  

   众所周知,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核心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是,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呢?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类资源和两类方式上:一是更多的要素投入(主要是资本和劳动),二是创新和技术革新。一般地,前者将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后者则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此,鲍莫尔等人将这两种增长方式分别称为:蛮力的增长和精明的增长。4

   二、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基本理论依据

   从学说史看,经济学对这两类增长方式的认识经历了如下三大阶段。首先,自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经济学就非常重视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发展出了诸如斯密绝对优势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等原理来促进社会分工和提升剩余积累。相应地,人们也往往将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为动力的经济发展称为斯密型增长。其次,由于斯密型增长存在这样的根本性问题:经济总量依赖于不断投入的资本或其他资源,而技术变化却不大,因而此类经济增长往往受制于自然资源而难以跳出马尔萨斯陷阱;为此,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发展必须摆脱对资源的依赖,而需要引入科学技术来解决生产问题。相应地,人们又将以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为动力的经济发展称为库兹涅茨型成长。最后,熊彼特又指出,如果现有的资源和技术没有被动员起来并投入使用,也不可能带来经济增长;进而,对这些资源的使用,不仅需要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精神,而且还需要有将这些技术应用于经济活动而获取利润的创新能力。相应地,人们往往又将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发展称为熊彼特型成长,而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创新型企业家。

  

   正是根基于熊彼特型成长,鲍莫尔强调,“对于一个商业活力不足的经济体而言,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是要促使出现一个企业家精神供给不断增加的局面,这将释放该国的经济活力。因此,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是什么决定了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供给,以及采取何种措施可以扩大其供给。”5同时,基于对企业家精神的推崇,国内不少经济学人尤其是那些以奥地利学派传人自居的经济学人往往都极力否定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其理由是,产业政策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以任何特殊的政策都不仅会滋生寻租土壤,而且会扼杀企业家精神,而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在自由市场中的经济试验。这里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政府行为与企业家精神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冲突关系?答案是否定的。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点:(1)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各种产业政策,通过采取出口补贴、税收优惠及信贷融资等手段重点扶持某些产业和企业,其中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2)正如林毅夫指出的,尽管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了,但是迄今还没有不运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某些成功或失败的特殊案例来极端地赞成或反对所有产业政策,而应该致力于搞清楚产业政策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或机理。很大程度上,要还是不要产业政策就只是一个伪问题,何种产业政策有效才是真问题。一般地,任何国家尤其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之所以成为必要,其理论基础就在于市场失灵的存在,之所以可行性则体现为特定制度安排能够保障特定措施可以缓和进而矫正市场失灵。很大程度上,林毅夫与张维迎有关产业政策的时下之争就主要源于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不同认知。为此,这里从理论上对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作一说明。

   事实上,鲍莫尔等人就指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应该具有这样四大要素:(1)易于创办和发展企业,没有那种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核制度,进而这就需要有一种运转相对良好的金融制度;(2)给予生产性企业家获得以回报,制度必须在那些对社会有用的企业家活动一出现时就奖励它们,从而使企业家孕育承担创新的风险;(3)制止非生产性活动,制度不能支持那些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蛋糕的行为,否则就会将企业家精神引向非生产性领域;(4)保持成功企业家继续创新的势头,制度必须保证获胜的企业家和大型成熟企业继续有持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力。6很大程度上,这四大方面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政策制定和有为政府的基本要求。有鉴于此,这里再次从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对唤起和引领企业家行为的政府功能作如下几方面的分析。

  

   首先,经济的持续发展往往由不断出现的新产业所推动,新产业的出现则往往是先行的企业家勇于创新的结果。同时,先行企业家要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往往需要沿着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来进行,而后者则由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究其原因,这可以使得要素生产成本达到最低,从而也就有助于提升新产业的市场竞争力。那么,先行企业家何以能够自发地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与产业呢?这就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1)企业家在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竞争力最强时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往往依赖于一个竞争性市场,竞争性市场促使要素相对价格反映出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但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恰恰是不完善的,存在要素配置的严重扭曲,这必然会严重制约企业家的有效创新,因而政府就需要为有效市场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2)先行企业家往往要比后来的企业家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创新的成功或失败都会给后来的企业家提供有用的信息;有鉴于此,面对先行企业家所带来的这种正外部性,政府必须给予一定的补偿以激励企业家的冒险行为。(3)先行企业家的创新是否成功,还决定于是否有合适的硬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否则就会因巨大的交易成本而导致新产业的失败;显然,发展中国家的软硬基础设施普遍不健全,因而政府就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来解决软硬基础设施的问题,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有为政府思想。

   (一)信息的不完全性

   其次,自发的创新能否涌现,主要决定于社会是否具有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而非孤立的个人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奥地利学派企业家才能观的影响,人们往往倾向于运用企业家理论来解释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兴衰,“如果增长放缓,人们通常认为要把部分原因归咎于企业家精神的衰减。而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大家又用企业家精神的勃发来解释空前的经济增长。”7进而,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波动幅度以潜含利润机会就越小,对利润机会的发现所需要的敏锐性就就越强,由此孕育出的企业家精神也越充沛;与此相应的流行观点就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家精神要比发展中国家更为充沛,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不足很程度上就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但是,张夏准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而是充盈着创新精神,包括大量的独创性服务和随机应变的能力等。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大街小巷都充满了为生计的叫卖者,充满了为生活奔波的个体经营者,充满了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服务人员,甚至地方官员也变着法子捞取钱财。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企业家精神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充沛。例如,大多数民众都只是在为一家公司工作,从事着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而很少有人想过要成为企业家;而且,即使一些人在小时候有创业的梦想,后来也因为种种的困难和风险而放弃了。

  

   既然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创新精神并不匮乏,那么为何又会如此贫困呢?张夏准认为,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个体创业动力的缺乏,而在于缺乏发达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相反,发达国家之所以富裕,则在于它们具有将个体创业动力成功转变为集体创业动力的能力。张夏准举例说,“即使是像爱迪生和盖茨这样的极为出色的个人,他们的成功也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众多的集体组织和制度在支持着他们,例如整个科学基础设施可以让他们获取所需要的知识和进行各种试验;公司法和其他商业法还可以允许他们建立具有复杂组织的大型公司;教育系统可以为这些公司配备高素质的科学家、工程师、高管和工人;金融系统可以在他们需要扩展的时候让他们筹集到大量的资本;专利法和版权法可以保护他们的发明创造;他们生产的产品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市场,等等。”8相应地,张夏准强调,“当今在决定国家繁荣方面,建立和管理有效组织和机构的集体能力要比个人动力甚至个人才华都重要得多。”9同样,速水佑次郎在调查菲律宾农村居民的行为时也发现,“‘小农’是理性的,并有能力借助于最优利用他们可采用的现代技术,实现收入最大化。然而,在投入品和产品市场没有发展起来且缺乏运输、探寻和其他基础设施等公共品支持的情形下,他们的进步是有限的。”10此外,林毅夫也提出在农贸市场外冒被警察逮的风险在卖芒果的非洲女孩为例指出,非洲国家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会比其他地方的人少,因为企业家精神是天生的一个本能。11

   新古典经济学承认会出现市场失灵,因为现实市场并不能完全符合有效市场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如市场存在信息的不完全性。但是,张维迎却将分析思维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了奥地利学派,并以非对称信息本身由市场制造而否定市场失灵问题。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逐利行为将引导市场信息的发现和传播,能够使得个体信息向共同信息的转化,从而有助于市场的协调和扩展。为此,张维迎强调“没有非对称信息,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的有效性,也不会给我们人类带来什么进步。”[1]问题是,奥地利学派的市场动态协调假说也面临着两大挑战:(1)任何市场主体都不是完全理性的,以致在社会互动中所采取的可理性化策略将导向一种具有内固力的纳什均衡,这正是有限理性的明显体现;(2)自由市场中的信息根本上是不完全的,以致现实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必然是正的,这也是市场之所以会出现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基于人类的自利心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市场主体为了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而必然不会主动披露自己的真实信息,反而会努力隐藏自身信息,甚至制造出误导对方的“噪音”,这正是信息时代的市场信息越来越“杂乱无章”的原因。相应地,这就产生两种经济后果:(1)为隐藏自身信息和挖掘他人信息就必须投入大量费用,且这些费用往往因不断升级的过度竞争而不断增加,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2)相互隐藏信息的行为也就带来策略性行为,而相互的策略性行为必然会导致内生交易费用不断提升,进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无效配置。

最后,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也表明,政府对软硬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事实上,前面已经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中那些技术发达、经济繁荣的国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与其说是源于每个(或众多)个体都拥有超凡的创新能力,不如说是源于存在有效的社会组织和机构,进而具有强大的集体创新能力。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既然现代社会的创新根本上体现为集体性而非个体性,那么,又如何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以促进创新的涌现呢?很大程度上,这就体现出有为政府另一方面的功能承担。譬如,丹麦、荷兰以及德国的乳制品行业之所以如此强大,关键就在于,它们的农民在国家的帮助下建立了不少的集体组织,共同购买加工设备,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同样,意大利和德国等之所以有许多非常有竞争力的小公司,关键也在于,这些小公司在国家补贴的帮助下建立了行业联合会,从而得以共同投资个人能力难以承受的研发项目和海外营销。更为直接的例子是当前中国社会,阿里、京东、唯品会等一大批电商之所以异军突起,进而培育出一大批具有高度创新竞争的个体经营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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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信息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的存在对市场的发展也会产生这样两大影响:(1)它不会如张维迎所宣称的那样将导致市场的消失,而是会导致市场的扭曲,从而严重制约了市场的效率,至少市场效率远没有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中所宣扬的那样大;(2)它不会像奥地利学派所宣扬的那样促使自发秩序的持续扩展,而是会导致市场交易半径的萎缩,从而严重制约人类社会分工合作的顺利展开,这已经为大量的历史经验所证实。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分工合作和市场秩序的扩展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而是极大地依赖于市场主体的亲社会性和自律性。波兰尼在《巨变》一书中就指出,“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假如不放弃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当然,“无可避免的,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以致自律性市场概念从来没有被真正实行过。[2]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把个人的理性行为视为研究的基本对象,并基于帕累托效率概念来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但显然,基于这种个体理性而展开的社会互动往往会导向集体的无理性,进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又基于个人效率最大化的帕累托原则来评断公共政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市场失灵程度与市场完善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系:市场越不完善,就越需要其他的纠正机制。显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要比发达国家不完善得多,不仅价格信号的扭曲更为严重,而且人为“噪音”更不受到监管和制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失灵也要严重得多,这也正是林毅夫主张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产业政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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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负的外部性效应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本文链接:/data/110259.html

  

   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承认市场行为的相互影响所产生外部性效应所带来的市场失灵,但张维迎却否定外部性的现实存在,其依据就是科斯中性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时,就可以通过明确界定的产权之间的交易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此时外部效应自动消失了,因为任何外部性都可以通过契约而内部化。张维迎就写道:“外部性并不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理由,没有外部性就没有社会”,“假如我开一间饭馆,我比竞争对手做得好,我把他挤垮了,这是不是外部性?这也是外部性。那我应不应该赔偿他?经济学家不会认为要赔偿他。那么为什么前一种情形‘指环境污染’要赔偿,后一种情形不用?外部性理论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3]但这里也存在明显的问题:(1)科斯中性定理无论是在实践应用上还是理论逻辑上都存在明显的缺陷,这包括没有考虑非线性效用函数和非完全信息的经济环境,没有考虑少数谈判引发的无休止争论,没有考虑多数谈判本身存在的外部性问题,没有考虑多人交易中存在的核配置困境,也没有考虑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而产生交易可行性问题,更没有考虑当事者偏好的环境依赖性而产生交易意愿性问题。(2)张维迎更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因为经济学所讲的外部性并不是有利于社会福利提升的正当竞争,而是指这样两类情况:一是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的非正当竞争行为,二是损害他人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行为。黄有光就指出,我们不会因为电灯的发明淘汰了原有的油灯,就批判电灯所带来的外部性;同样,在张维迎所举的例子中,尽管张维迎的饭馆对其竞争者造成损失,却给消费者带来利益,因而不必要求张维迎补偿其竞争者。[4]

  

   同时,不仅生产中存在广泛的外部性,消费外部性也越来越凸显。消费外部性主要体现为:一个人对某种消费的评价往往取就决于其他人的消费状况。如果周边朋友都拥有私家车或者iphone而自己没有,就会觉得有失面子;同时,如果自己先于朋友购买了iphone4会觉得很有满足感,而当别人拥有iphone6后则会觉得自己的商品极大地贬值了。消费外部性使得人们的需要超过了生理本能而进入心理层次,所追求的不再局限于真实需要(needs) 的满足而是滋生出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求(wants);这样,整个社会都会孕育出一种炫耀和攀比效应,从而就会造成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扭曲。正因为人们的消费往往不是出于对生活进程的考虑,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甚至也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精神的、感观的和智力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尤其是,那些富人的消费往往是由具有想象与荣耀性的审美习俗来决定,而这种审美观往往基于显示权势、地位、荣誉和成功为原则,从而属于一种炫耀性消费。正因为现代社会中的商品消费往往不是服务于人类生活而是处于某种炫耀目的,因而价格就失去了对真实需求和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市场需求也就不能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5]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对产业发展作一定的引导,只有采取某种必要措施,才可以使得维塞尔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与自然价值不至脱节太大,进而更有效地配置资源。

  

   (三)技术进步的正外部性

  

一般来说,技术具有强烈的外溢效应或正外部性,同时,技术开发又具有很大的成本和很高风险;因此,如果仅仅从个人的成本-收益角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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