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纲50讲,苏联政治传播中的东正教因子及其

作者:网上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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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几乎就是大陆帝国的代名词,但让俄国成为大陆帝国的,不仅仅是它的地理特征,还有它的精神特征。

潘祥辉 (进入专栏)  

俄国有一种西方国家所没有的特殊命运观,俄国认为自己这个国家承担着一种神秘而又神圣的历史责任,要通过承担苦难,来完成对人类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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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认为这种命运来自于耶稣基督对人类的拯救,这个使命在今天要由神圣的俄罗斯承担起来。

  

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是救世主的意思,那么俄罗斯帝国就是个弥赛亚帝国。

   内容提要: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千年国教,在俄国形成了一种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尽管苏联建国后奉行无神论,但苏联政治中仍处处可见东正教传统的影响。东正教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给苏联政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也给苏联的政治传播以深刻影响。东正教传统中的救世思想、圣像与圣徒崇拜、宗教忏悔仪式等均为苏联的政治传播所内化和吸收。苏联的政治传播与其说是一种和旧制度的决裂,不如说是一种沿袭,其核心是一种对俄罗斯千年国教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的改造和转化。

东西罗马的分裂

弥赛亚帝国的观念和俄国的大陆地理特征结合在一块,才能完整地解释俄国在近现代的一系列内政和外交行为,也才能真正理解它在近现代历史上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

先解释一下这个弥赛亚帝国的精神,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种精神来自东正教,所以我们先简单地说一下作为基督教分支的天主教和东正教是咋分化出来的。

基督教是公元初年诞生,在诞生后不断遭受打击。

但在三百多年后,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条件是罗马皇帝要作为教会最高领袖。这样,罗马皇帝就同时有了世俗和宗教两个身份,罗马帝国建立起一种政教合一的结构。

基督教成为国教没多久,罗马帝国就分裂成为东西两半,又过了几十年,西罗马彻底崩溃了。

  

于是东边和西边就发生了历史上的分叉。

这样,在西欧,教会就获得了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发展的机会。到中世纪变得很强大,发展成为今天所说的天主教会。西欧的世俗政权那个时候比较衰弱,但他一直跟教会竞争,没有停止过。

但是,在东罗马帝国那边,强大的世俗政府一直存在,所以从古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政教合一的结构就一直没动过。

基督教追求的是对人的救赎,教会认为自己就是帮助人类实现救赎的机构。在西欧,教会独立于政权之外发展,它就使劲挤兑世俗政权,说你们就是一帮打工的,给我们打工,我们独自承担追求救赎的使命。

对教会来说,垄断救赎使命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中世纪的人只想着救赎。谁能掌握救赎之道,谁就掌握人们的效忠。

但是在拜占庭这边不一样了,教会在皇帝手里掌握着呢,所以皇帝就一鱼两吃,说我这帝国既统治天下,同时又像教会一样,承担着特殊的使命,要帮人类实现救赎。

东西两边的教会本来就一直有矛盾,它们解释圣经时的侧重点不一样,而在救赎这件事上,它们连啥叫教会,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西边认为教会必须是独立于政权之外的,东边则认为教会必须是和政权相配合的。

两边都忍了对方很久,到公元1054年终于忍不下去了,互相开除对方的教籍,彻底分裂,于是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天主教与东正教之分。

所谓东正教,就是东边的正统教会。它认为,我这是从古罗马直接继承下来的,当然我这才是正统,你们西边那是被坏人篡夺了。

   关键词:政治传播 弥赛亚主义 东正教 苏联政治

俄罗斯的东正教渊源

拜占庭帝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帮助人类实现救赎的弥赛亚帝国,它为此努力向外传教。

在公元988年,让原本信奉萨满教的俄罗斯人改信了东正教,俄罗斯从此就是拜占庭的小跟班。

没想到,到公元1453年,拜占庭帝国没救赎成人类,自己先完蛋了,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

帝国末代皇帝在巷战里战死了,他有个侄女逃到了俄罗斯,后来又和莫斯科大公结婚。这个小跟班跟古老的罗马皇族联姻,身份一下子就起来了,莫斯科大公就开始自称为“凯撒”。

这是罗马皇帝的头衔,不过“凯撒”的俄语发音在我们这像个脏话,叫做“Tsar”,汉语译成“沙”,这就是沙皇制度的来源。

反正拜占庭帝国也灭亡了,俄罗斯就自视为罗马的继承人了。

莫斯科郊外还有个修道院,里面出来个修士跟沙皇说,您瞧见没,别的帝国都完蛋了,为什么呀?因为它们信仰不纯。您现在是正统教会的统治者,您的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就是第三罗马。

第三罗马是俄罗斯加在自己身上的,非常重要的政治象征。

再解释下,为啥是第三罗马呢?因为前面还有俩。第一罗马是正宗的古罗马帝国,第二罗马是拜占庭帝国,轮到俄罗斯这不就是第三罗马吗。

当然了,西边天主教会是不认这个账的,它认为我们这边才罗马呢,东边一帮斯拉夫人算老几。

你一定见过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标志,那实际上是古罗马帝国的徽章标志。只不过后来谁觉得自己是罗马的继承人,谁就把这个放到自己国徽上,像俄国、德国、奥地利、甚至南斯拉夫,都这么干。

  

俄罗斯的弥赛亚情节

既然俄罗斯帝国都是第三罗马了,那第二罗马的弥赛亚帝国的使命,也得继承下来。

俄罗斯帝国要帮助人类实现最终救赎。怎么救赎呢?

看看耶稣基督吧,他通过自己的苦难替人类赎罪,帮人获得救赎;那么俄罗斯作为弥赛亚民族,也得模仿耶稣基督的榜样,承担起全部的苦难,帮助全人类获得救赎。

虽然你一想起俄罗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它给别的民族带来的很多苦难,但俄罗斯却感觉自己一直承受着最深刻的苦难。

苦难首先并不是一种物理事实,而是一种心理体验。

对俄罗斯人来说,沙皇时期的农民极度贫困愚昧,多么地苦难;托尔斯泰为代表的贵族阶层,面对这种低层苦难承受着沉重的心灵折磨,多么地苦难;很多有反抗精神的俄国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多么地苦难。

甚至沙皇也总是觉得,自己必须经受苦难,才能拯救俄国,拯救欧洲和全人类。这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身上特别典型,读他的日记会发现他经常谈论这个问题,我如何才能经受各种苦难,最终完成对世界的救赎。

但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忍受苦难并不是目的,通过苦难的磨炼并战胜苦难,才能证明自己作为弥赛亚民族的独特命运。

苦难在俄罗斯人的眼中被审美化,苦难不是一种悲惨的命运。相反,它可能是一种珍贵的礼物。

这样一种精神结构,使我们能看到,俄罗斯在历史上总是能够在绝境中奋起,在绝望中获得胜利。

你以为战斗民族这名头怎么来的?就是在这种对于苦难的特殊认知当中来的。

无论是跟拿破仑的战争,还是跟希特勒的战争,俄罗斯只要还没有被敌人打到很苦难的状况,潜力似乎就激活不出来。但是一旦它陷入到了深刻的苦难当中,被人打得特别惨,马上小宇宙就能爆发,瞬间崛起,反过来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刚说到了跟希特勒的战争,那已经是苏联时期打的了。仔细考察一下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会发现它的精神结构跟弥赛亚帝国很像。

布尔什维克也相信苦难对于人类的净化作用,相信人类的救赎寄托在苦难的无产阶级之中。

列宁提出俄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相信通过俄国的革命,将引起连锁反应从而使人类获得终极解放,这几乎就是弥赛亚帝国特殊命运的新时代版本。

俄罗斯人对共产主义经常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原因就在这里。

   作者简介:潘祥辉,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政治传播学与媒介考古学研究。

俄罗斯的不安全感

与苦难相伴生的,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深刻的不安全感。

这个主要是跟地理相关了,俄罗斯地理上一马平川,周围没有任何自然屏障,历史上经常被入侵,这让它有不安全感。

但是不安全这个事儿也得两面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个苦难啊。于是,从这里面又激活出了俄罗斯的弥赛亚帝国情怀。

这两种情感叠加在一块,促使俄罗斯从16世纪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

一方面要用庞大的战略纵深来克服地理上的不安全感;一方面要通过扩张,实现自己的弥赛亚帝国命运。

这种精神构成了俄国对外战略的深层精神驱动力。

对俄国来说,对外扩张是一种道德使命,而不是像庸俗的英国人法国人那样,仅仅追求一些商业利益。商业利益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道德使命则不能讨价还价。

所以和西欧国家相比,俄国对占领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当然,从别人的角度来说,就是特殊的贪婪。

俄罗斯对于大清的贪婪,就是它对长城以北的地区都不怀好意。

对东北,俄罗斯打算直接就吞并成为自己的领土了,它给这里的昵称都起好了,叫“黄俄罗斯”,这里不仅土地肥沃,还能搞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太平洋方向的不冻港。

对蒙古和新疆地区,俄罗斯倒没打算直接吞并,但也不遗余力地想要把这些地方肢解出来,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它在这些地方除了会遇到大清的反抗,还有几个对手。

在新疆地区,它的主要对手是英国和中亚本土力量,这就是之前我们曾经说到过的中亚的大博弈。

在东北和蒙古地区,主要的对手则是日本,当然,也包括在各处都有贸易利益的英国。

  

英日俄在东北的博弈

英国作为海洋帝国,并不打算在东北占有土地,但是如果俄国要把它变成黄俄罗斯,这英国人就不干了。因为俄国可能把东北市场向英国关闭,那肯定不如让大清统治东北。

可是在八国联军之后,看起来大清已经没有能力守住东北了,英国需要远东再扶持一个盟友以便抗衡俄国。日本因此抓住了机会,在英国支持下,于1904-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一举打败俄国。

而日本这会儿正极力想要证明自己远比大清更有资格成为东亚领袖。那就必须表明自己更加适合现代国际条约体系,也不能得罪英国,英国希望东北处在大清的统治之下,所以日本并未公开侵吞东北。

大清则意识到了东北越来越危险了,当今之计,只能把尽可能多的列强利益都引入这里,让它们相互制衡,大清才有可能保住龙兴之地。张之洞曾经给朝廷出过这个主意,要让东北遍地开放。

结果东北一下子成为近代历史上中国最开放的地区,这给它奠定了一个基础,让东北在后来好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是中国工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原载《现代传播》2016年第2期,第:44-54页,发表时有删节。

苏联的救赎任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沙皇俄国变成了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苏联。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天然是属于全人类的,而只有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足够成熟,阶级矛盾矛盾足够激化,才到了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所以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在所有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不可能在哪个国家单独实现。

列宁把这理论给调整了一下,认为发达国家的阶级矛盾不如俄国这种半发达国家激烈,所以革命最先会在俄国这种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率先开始。但俄国自己的革命不算革命成功,最终要引起发达国家连锁革命才算成功。

前面说过了,这样一种观念和俄国的弥赛亚帝国观念是同构的,俄国因此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但是,俄国革命后,发达国家并未发生连锁革命。

列宁对此给出了解释,发达国家手上都掌握着庞大的殖民地,它们从这里掠夺巨额财富,收买了本国无产阶级,弱化革命意志,所以发达国家不革命了。

因此,为了让全球革命真正展开,必须让落后地区先发动起来,即便这些地方发动的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仅仅是追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革命,也能让帝国主义国家没法再收买本国无产阶级,让它们内部矛盾激化,最终实现全球革命。

因此,苏联成立了共产国际,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支持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发展,中国的20世纪历史也因此受到了深刻影响。


  

本讲小结

小结一下,俄国的精神特征就是弥赛亚情结,通过承担苦难来救赎全人类,再加上一马平川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俄国的非同寻常的扩张性。

俄国的扩张性和上一讲说的大英帝国不同,近乎一种宗教感情,是不以利益计算为准绳的。

俄国在远东的各种政策,始终面临另一个强国的竞争,尤其到了一战之后更加明显。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也是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一、引言

  

   从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作为国教算起,东正教影响了俄罗斯一千多年,奠定并形成了俄罗斯一千余年的思想根基。东正教信仰使俄罗斯的思想和文化带上了浓厚的神学色彩。在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看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与东正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独裁统治,绝对主义、家产制以及东正教传统”是俄罗斯的四大历史遗产,而东正教传统显得独一无二,“在俄罗斯,正如拥有支配性宗教传统的其他国家一样,东正教会将自己与国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视自身为国教会。传统上,它规劝自己的皈依者用世俗的方式显示对国家的忠诚和顺服,作为回报,国家将其确立为国教。这一遗产仍然见诸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统治者身上,他们努力把自己与俄罗斯的教会遗产联系在一起;也见诸众多俄罗斯人身上,他们拥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将认同他们的国家视为一种更高的精神使命。”[[1]]宗教传统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十分强大。

  

   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也影响到了苏联的政治传播。政治传播作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2]] 无疑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正如美国文化传播研究学者琼·奥克·尤姆(Jun Ock Yum)所指出的:“传播是一个基本社会过程,因而它受所属社会的哲学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影响。”[[3]]在施拉姆((Wilbur schramm)看来,苏联政治传播的显著特征就是无处不在的宣传以及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媒体被国家垄断,作为党的喉舌和工具为维持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服务。所有媒介和传播管道都必须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来宣传和动员、组织和教育群众,任何异端的思想受到严厉的管制,这种传播模式也被称为“全能主义体制”(totalitarianism)。[[4]]这种体制不仅影响了苏联,也影响了许多以苏联为范本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苏联的这种政治传播模式又从何而来呢?是借鉴自外国,还是发端于本土?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无疑十分薄弱。一些代表性的著作,不论是施拉姆等人对“苏联共产主义传媒体制”的研究,还是Peter Kenezt(1985)对苏联大众动员的研究[[5]],Matthew Lenoe(2004)对苏联报纸和斯大林文化的研究[[6]],以及我国台湾学者余敏玲等对苏联宣传及其国际影响的研究等[[7]],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在笔者看来,苏联的政治传播难免有借鉴自国外的元素,如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遗产的继承,[[8]]但源自其本土的传统因素,尤其是宗教因素更不容忽视。由于苏联革命曾激进地反对传统和宗教,研究者因此容易忽视苏联政治传播与传统接续的一面。应该看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对东正教确实进行了强力地清洗,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传统的消失。因为任何文化传统都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性,东正教传统在俄罗斯和苏联更是如此。那么,东正教传统又是如何影响苏联政治传播的呢?我们可以从延续千年的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入手分析。

  

   二、“弥赛亚主义”与俄罗斯的千年传统

  

   在笔者看来,苏联政治及政治传播中的本土传统,就是东正教中强烈的“弥赛亚主义”。俄罗斯作家卡拉-穆尔扎(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说,俄罗斯人就是一群自觉自愿地背起十字架的人,他们只要一背起十字架,幸福感便由然而生。俄罗斯人心中,隐藏着对全人类巨大的宗教关怀,俄罗斯人觉得,他们生来就被上帝选定,并有义务将天意传达于民。这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精神(миссия)。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无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还是莫斯科是第三国际,都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思想联系在一起。”[[9]]

  

   “弥赛亚”一词源自古犹太教思想,希伯来名词Messiah的意思是“受膏者”(the Anointed One),在旧约《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等多部先知书中,弥赛亚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解救万民的救世主。弥赛亚思想为后出的基督教所继承,在基督教中有“拯救”、“救世”、“上帝选定”、“庄严使命”、“普济天下”等意义。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基督教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分化为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即天主教,和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即东正教。[[10]]天主教以罗马教廷为中心,东正教以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为中心。

  

   和天主教相比,东正教较少强调教会的权威和组织结构、圣礼、祭司的守身,以及宗教的其他世俗性的方面,而是更加强调神学问题。东正教神学倾向于强调单一本质,接受基督的神性而忽视它的人性。东西方基督教的另一个差异表现在教会与世俗权力的关系上。天主教权力集中于教宗身上,教权至上,教会的权力可以和世俗权力相抗衡,甚至一度超过世俗君主。而东正教则从来没有这样的独立性,其最高权力则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宗教从属于世俗君主,东罗马皇帝既是世俗权力的最高拥有者,又是教会首脑,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及重要的主教都由皇帝来任命。[[11]]

  

   尽管天主教和东正教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他们都由基督教分化而来,对于《圣经》的基本内容,如“上帝信仰”、“末日审判”、“赎罪”以及“弥赛亚主义”等则没有分歧。公元988年,拜占庭皇帝将安娜公主嫁给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则接受了东正教教义,命令罗斯人接受洗礼。基辅市民在第聂伯河畔接受希腊牧师的洗礼时,弗拉基米尔大公下令,将罗斯人原先崇拜的多神教偶像抛进河中,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从此东正教成了俄国罗斯的国教,并深深地嵌入了俄罗斯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之中。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俄罗斯接过了拜占庭帝国的大旗,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继续延续着东正教的传统,历千年之久。

  

   俄罗斯的东正教可以划分为三种流派:一是与“慈爱”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僧侣-禁欲主义;二是在生物界发现神的能量并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宇宙中心说以及与此有关的索菲亚学;三是致力于在自然界和社会中人的积极性的人类中心、历史诡辩和末日论。这三种流派虽然有所不同,但都隐含着共同的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这种信仰造就了这样一种俄罗斯人:他不满意这个世界,他内心谦和,他不喜欢这个世界强盛,他向往另一个世界,向往末日,向往天国。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主要不是被宣传和说教所培养,而是被圣餐式和深入到精神结构最深处的基督教徒慈悲的传统所培养。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完全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具有特殊的使命。”[[12]]这种“特殊性”就是东正教中的“弥赛亚主义”。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王国就是一个凝聚和形成在弥赛亚思想象征之下的王国,寻找真理的王国,“俄罗斯王国的属性是由真正的东正教信仰所决定的……正如在古代犹太人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宗教的因素和民族的因素相互促进、成熟。弥赛亚意识,就像它是为犹太教所特有的那样,它也是俄罗斯东正教所特有的。”[[13]]

  

   东正教与世俗政权合二为一的拜占庭传统也为俄罗斯所继承和沿续。东正教的宗教思想渗透于强有力的国家形式之中。教会成为专制制度的附属工具,主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教会使皇权得以神化,承认沙皇是通过主教公会实施权力的最高教会统治者,而主教公会则处于沙皇任命的总监的领导和监管之下。帝国皇帝被称为“通过上帝主持的登基涂油仪式的君主”,是俄罗斯“最高权威的牧师”。在这种政教合一的传统影响下,专制思想一度成为俄罗斯正教会的政治象征。[[14]]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提出著名的三位一体公式即: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合一的精神。这一公式对东正教及其教会的政治职能作了非常好的描述:东正教是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其使命就是为沙皇的极权统治提供意识形态基础。[[15]] “莫斯科正教帝国”就是这样一个将政权和神权合一的极权主义帝国,正如俄国著名的君主专制理论家伊凡雷帝(伊凡四世)所宣称的:“沙皇不仅应该管理国家,而且,还应该拯救灵魂。”[[16]]

  

   东正教的宗教思想及其与政权的合一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历千年之久而根深蒂固。苏联十月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思想激烈地反对教会和沙皇统治,但这种政治文化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事实上,俄罗斯思想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不仅见诸于十月革命前,也见诸于十月革命后。不仅表现在普通民众身上,也表现在那些激烈地“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三、苏联政治革命中的弥赛亚主义

  

   在法国学者德布雷看来,俄国共产主义正如人们所说的只是犹太救世主降临说的一种替代品,它保持了一种“运动”的状态因而发生了某种变形。其谱系要追溯到卡尔西顿主教大会。共产主义“这种世俗的教权主义既从圣保罗那里继承了野心和方法,也在圣约翰那里获得了原始精神。”[[17]]

  

   别尔嘉耶夫也曾深入探讨苏联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在他看来,受俄国特殊的宗教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被“俄罗斯化”了,变成了一种“无产阶级的弥赛亚”。“与无产阶级的弥赛亚联系在一起的马克主义的弥赛亚思想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思想结合起来并混为一体。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经验的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的神话。共产主义革命是现实的革命,是万能的弥赛亚说,它希望给全世界带来幸福并解除压迫。”[[18]]可见苏联人的马克思主义和东正教并非完全对立,在“救世”这一点上,就和俄罗斯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共鸣,很容易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及民众所接受。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经历了乌托邦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三个阶段,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它非常符合俄国的社会心理,因为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了一种“弥赛亚”。“马克思创建的无产阶级弥赛亚(救世说)是信仰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科学和政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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